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报社有个女同事预产期到了，请了产假回去，没想到这么快任务就摊到我头上。我诺诺地问：“要去多久？”

主任这才抬起头，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吓得我不敢再说话。

她吩咐我去找另一个同事，是他接的爆料电话。

我于是找了同事，同事把写有地址和电话的纸条递给我。案子发生在清平镇，爆料人说是有个叫刘素彩的女孩子在家里自杀了，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希望报社派人去采访一下。

“周岐山，我觉得这事不简单。”他皱着眉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想起很多和凶杀案有关的画面，血淋淋的、暴力的、变态的、不可思议的，再看着他那张神秘兮兮的脸，心想他是不是幸灾乐祸，不禁心里一阵发毛。

我对他露出牵强的笑，视线便落在手中的纸条上。

纸条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散发着某种冰冷的气息。

我来报社上班的这几个月，正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要不是赵淇出事了的话，我想，我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糟糕。原来的我像一只风筝，情绪高涨得想要飞，但是突然之间，她一咬牙，把线头一剪，于是这只风筝便无可挽回地从高空坠落。一部分的我死去了，一部分的我活了下来。她的离去，像是我身体的某个器官被人强行摘除，它在我身体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它离开了，那种切肤的痛，以及因缺陷带来的失衡感，便扎扎实实地打败了你。

这几个月我经常梦见她，像中了邪一样，精神恍惚。

还好，还好我没有懦弱到要去自杀，勉勉强强，撑了过来。

工作是一种缓冲。我忙于报社杂七杂八的事务，暂时让自己麻醉其中，一晃眼，已经七月了。记者的工作便是要随时与这个世界保持同步，这期间我见证了不少大小新闻，包括日本福岛的核危机和大海啸，还有温州的动车事故，报社都做过整版的报道。这些虽然牵动了亿万人的神经，但对我而言，毕竟离得遥远，还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不过这次采访任务不太一样。我原先做的是文化版的工作，没跑过民生新闻，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要到现场去，说不定会直接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

我精心准备了一下，背包里放了手提电脑、录音棒、笔记本和水笔，还有换洗的衣物。

下楼的时候，我又看见楼梯口嵌着的那面镜子，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从“大展宏图”那四个字望进去，可以看见这样一张脸：眉毛浓黑，鼻梁和轻闭的嘴唇勾出一块明显的三角区，眼睛不大，瞳人黑亮，只要嘴角上扬，便是一副好看而讨喜的相貌。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老旧的骑楼，这里的建筑总是令人产生一种踏在废墟上的错觉。这一带再过不久就要拆了，我知道拆迁是迟早的事，这里将被夷为平地：楼会坍塌，砖块和破碎的玻璃窗散落一地，垃圾堆得高高的，天空笼罩在一片灰尘之中，那些吊车、推土机和铲车则会咆哮着，像一群野蛮入侵的异族人，我知道再过不久，新的楼盘就会取代这些老建筑，这里将会变成另一种面貌，变得我完全不认得。我心有不甘，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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