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农民自发成立起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研究会，出现了“冬瓜大王”“番茄大王”等一大批“土专家”“种田秀才”。

裴丽生对农村出现的这些新事物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农村改革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应该双手欢迎。比如，中国科协和四川科协抓住四川省新津县农业技术员邱维华技术承包这个新生事物，通过推广，技术承包便在科协系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到1983年，全国70％以上的县恢复建立了科协组织。裴丽生还多次请求国家在财力和物力上予以支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心下，由面包车改装成的“科普车”，被分发到部分县市科协，这些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科普手段的专用车，便利了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

从1980年到1982年，裴丽生集中主要精力推动各省市自治区科协代表大会的召开。他先后参加了10个省市的科协代表大会。在大会致词中，宣传科协的性质、地位、作用，表彰各省市科协的工作成就和当地科学家的杰出见解与感人事迹，还对各省市党政领导重视科技工作，关怀科技工作者，为科技群众团体的活动创造条件的举动表示赞誉和感谢。

裴丽生饱含深情地肯定了科协系统的广大干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创造生气蓬勃的新局面作出的贡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家和科协干部。

从科学院到中国科协，从行政岗位到群众团体，有一个转变过程。裴丽生很快适应了这个变化。他主持科协工作后，十分强调依靠科学家办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裴丽生非常尊重科学家。在周培源当选中国科协主席后，裴丽生经常上门向周老请示汇报工作，倾听周老的指示和意见。

为了多听听科学家对某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而又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裴丽生常常利用节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门拜访。

有时科学家之间对某个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如某学会该不该加入科协，某件工作该不该由科协来做等，裴丽生总是耐心听取和尊重各方意见，采取讨论办法，让科学家自己决定。

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科学家见面、座谈，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与呼声，据此改进工作，或向党政领导反映。

科协组织恢复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裴丽生接到反映历史遗留问题的信件时，都立即批示有关职能部门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实，有的还直接反映给省市党政领导。如著名柑桔专家曾勉的政策落实问题，连续抓了几年才见到成效。

中青年科学家是科技队伍的中坚，工作担子很重，家庭负担也很重。80年代初期，中青年科学家早逝和患病屡屡发生。

裴丽生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保护中青年科学家问题，并向社会呼吁，向组织部门反映。对年老多病的科学家，他常常挤出时间，登门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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