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时期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全面，具有专业深度，是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十年内乱时期破坏那么严重，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增长速度的问题，文章回答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比“文革”前14年和其后6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还有增长，是因为能源工业上得快。文章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是：1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3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文章最后还总结了“文革”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陈雪薇关于1966年的工交座谈会见谭宗级、郑谦编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209页。，阎放鸣关于第三、四个五年计划见阎放鸣：《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完成》，《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程中原关于邓小平1975年整顿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等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较少，只有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一部。该书实际是他们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的一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史实清晰，叙述中肯，资料比较丰富准确，利用了刚刚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首次公布的“文革”时期经济数据，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总括性研究的空白。针对“文革”时期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该书指出：1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3经济效益全面下降。4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该书也指出了“文革”时期取得的进展：1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4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个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与此前许多论著相比更为实事求是，为以后研究“文革”经济的学者们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关的经济行业史中，尤其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相关卷，如经济、财政、工业、农业、商业、外贸、金融等专题卷和各地方卷中，专章分析了各行业、地区“文革”时期的状况，虽然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都比较抽象概括，但毕竟使“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了。比较有深度的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该书对1969-1972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评述，认为后果是：1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2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效果；3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不仅没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